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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员提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,毕竟目前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,不能完全排除。</p>
凌风揉了揉双眼,沉默了片刻后,说道:“的确有这种可能性存在,但是雇凶杀人一般现场伪装较少,留下的物证也比较多,而且因为杀手和被害人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,杀手杀人后要么潜逃,要么躲藏起来,再就是杀手杀人的目标准确,手段干净利索。可是在这两起案件里,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很明显看得出,嫌疑人在袭击或者绑架被害人的过程中,都有足够的行凶时间和机会,但他都没有动手,反而带走了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被害人,然后再在隔天将虐杀后的被害人尸体丢弃。这些矛盾的行为都不符合雇凶杀人的特点,当然,也不排除雇主有特殊要求,想亲眼看着被害人死亡,但这无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风险,也就失去了雇凶杀人的意义,所以我认为雇凶杀人的可能性存在,但是相对较小。”</p>
“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。”马建国说道,“其实我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想法,所以我顺便查过高俊松夫妻的银行记录,但并没有发现在案发前后他们的存款有异常支出的情况,而最重要的就是以他们的存款以及收入情况,并不具备雇凶杀人的条件。”</p>
“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连环凶杀案,只是和一般的连环凶杀案不同,这次的凶手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群,有一名主谋,还有三至四名,甚至更多的参与者。”凌风说道。</p>
“更多?!”在场的侦查员对此都颇感惊讶。</p>
凌风随即把H县发生的案件详情,以及和高俊松、陈文亮的对话详细叙述了一番。</p>
“凌队,你认为主谋像之前猜测的,打着‘替天行道’的旗子犯案。”</p>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凌风点头说道,“之前在胡兴东命案里,弃尸地点和凶手犯案的矛盾让我怀疑弃尸地点是一种暗示,如果第一次只是巧合的话,那赵丹凤命案又一次的不谋而合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。如果不是弃尸地点的特殊性,我也不会找到和死者有关的人员线索,所以我基本确信弃尸地点这是主谋刻意留下的提示。一方面他想尽办法掩盖有可能留下的线索,为我们的调查制造麻烦,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人误会他是一个冷血杀手,所以才会通过弃尸地点留下和死者有关的提示,他是想要我们知道死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遇害的,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一个‘死者该死’的暗示。”</p>
“该不该死,这不应该由他说了算。”</p>
“但不得不说,他利用受害人家属痛恨死者,想要报仇的心理进行犯罪,的确是一个好办法,可以说,这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查局面。”</p>
“可是主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?真是为了申张正义?”</p>
“用这种极端的方法申张正义?不是疯子就是精神病吧!”</p>
“很明显,疑似主谋的嫌疑人的一切行为都不像疯子,更不像精神病患者,如果是,那些跟随他的人岂不全都脑子有问题了。”</p>
凌风的手指在桌面上交替地轻叩着,说道:“脑子有问题的话就不可能把案子做的近乎完美了。我认为主谋的目的有两点。一,主谋肯定是把自己的行为定义成‘正义’,他把自己当成了一名‘地下法官’,来审判那些制造了校园暴力却得不到相应惩罚的学生,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,这些学生在遇害的时候都已经成年了。二,除了‘正义’,我认为他可能也有过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经历,或者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,或者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家属,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,他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,也更容易与那些受害人的家属产生共鸣,从而博取他们的信任,让他们协助自己。表面上,他是在帮参与者,实际也是在帮自己发泄内心的仇恨。这两点里面最可怕的就是第二点,因为我们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,那些受害人家属根本不可能配合我们的工作,即使有证据,他们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制造麻烦,因为对他们而言,他们如今只会选择信任那个‘主谋’,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和法律,至少目前为止,高俊松和陈文亮都表现出了对我们排斥的态度。”</p>
“类似‘斯德哥尔摩效应’。”马建国说道。</p>
“是。”凌风回道,“只不过在这个案子里,不存在绑匪和被绑者,也没有罪犯和受害人,无论主谋还是参与者,他们都是某一件事的受害人,他们是因为相同的遭遇产生了共鸣,所以才会走到一起,然后以主谋‘马首是瞻’,实施一系列他们自认为‘正义’的犯罪行为。”</p>
“凌队,如果你的猜测没错,那接下来应该还会有第三、第四起的案子发生。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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