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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考大约半个时辰,作为提调官的张教授等人,突然从西厅走出来。考场周边坐着的监考官,都来自贵州按察司,此刻也纷纷入场跟提调官汇合。
每个提调官,配一个监考官,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。
监考官手里拿着个小戳子,沿途在考生的墨卷上盖章,此章名为“起讲戳”。
这时,考生们大概已经写了一百字,必须抄写到正式答卷上,以供监考官盖章生效——防止有人中途作弊。
王渊隔壁那位,正死死拉着提调官的袖子,哭丧着脸说:“先生,再给我一点时间,我已经把起讲写好,很快就能誊抄上去!”
提调官直接震袖而去,那考生顿时面若死灰。估计他出身普通军户家庭,能读书已是不易,就指望今后领取廪米,实打实的给家里减轻负担。
可监考官不戳他,一切都白费了。
道试确实可以考一整天,中途还能停下来吃饭,但第一题的前一百字,必须在开考半个时辰之内写完。
如果戳印时还没把起讲写出来,又或者忘了誊抄到答题卷上,那监考官就不会给你盖章。等阅卷官批改试卷的时候,任你文章写得天花乱坠,没有盖“起讲戳”都要降一级评分,甚至可以直接判为不及格,因为你有中场作弊的嫌疑。
还有,明代道试只考一场,不像清代考好几场。除非发生舞弊案,绝无复试的可能,监考官不给盖戳,几乎等于被判死刑。
“唉!”
王渊摇头低叹,为自己的邻桌感到惋惜。
但一个小时的时间,连一百字都写不出来,这还能怪谁?
张教授带着监考官一路乱戳,待戳到王渊的时候,忍不住停下来仔细查看。
“你的四书文都作完了?”张教授问。
王渊正在草稿纸上设计五经文,头也不抬的答道:“作完了。”
张教授没有什么忌讳,弯腰仔细查看答卷,不禁点头赞许:“文章朴实,老成持重,可为诸生典范矣。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王渊。”王渊答道。
“等你进学之后,我亲自教你制艺。”张教授说完便走,让监考官戳王渊一下,接着又去戳其他考生。
老教授当了几十年秀才,连举人都考不上,靠熬资历才挨到岁贡名额。偏偏他还自视甚高,见未来的学生是可造之材,便想亲自教这个学生作八股文。
又是大半个时辰,王渊把五经文都给写完。
实在是席书出题太简单,跟江南那边没法比,人家江南已经开始有截搭题了。
咱们来举个截搭题例子:“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。”
这出题的主考官蔫儿坏,把经文截搭得连孔子都要懵逼。
一个童生作出承题“夫人不如鸟,则真可耻矣”,然后就彻底抓瞎,不知道怎么跟文王联系。他口中反复念叨这句,把隔壁考生都念烦了,邻座脱口而出:“耻矣,耻矣!如耻之,莫若师文王。”
该童生闻之大喜,立即写入卷中,就因这一句而考中秀才。
……
王渊仔细修改校对,然后誊抄至答题纸,便收拾考箱准备交卷。
席书一直派人盯着王渊,见状立刻把他叫去。道试连朱卷都没有,更不用糊名什么的,当场就开始给王渊批改试卷。
四书题倒还罢了,批阅到五经题,席书突然笑问:“你读的是哪本书?”
王渊说:“《正义》与《大全》兼习。”
席书叮嘱道:“若想考中举人,就先把《正义》放下。等你做官之后,再读《五经正义》也不迟。”
“谨遵宗师教诲。”王渊拱手道。
明朝官方科举教材,分别是《四书大全》和《五经大全》。
对于这两套书,顾炎武的评价为:“上欺朝廷,下诳士子。经学之废,实自此始。”
一句话,教材纯属瞎鸡儿乱编。
这源自朱元璋和朱棣爷儿俩,他们觉得有些内容不利于统治,于是就开始胡搞瞎搞。
朱棣召集臣子编书,其中就编了《四书大全》和《五经大全》。摒弃理学之外的学说,又任意篡改朱熹经义,以实现对读书人的思想钳制。
《五经大全》还稍微好一些,直至明末才被主流弃用,考生们纷纷去读唐代的《五经正义》。
《四书大全》简直没法评价,朝廷瞎鸡儿删改,民间印刷也瞎鸡儿删改,能把朱熹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。至明朝中期,广大学子干脆直接读《四书集注》,将官方教材当成一坨废纸。主考官也是如此,出题都按《四书集注》来出,因为《四书大全》经常自相矛盾。
当年,沈复璁无意中接触《五经正义》,立即奉之为圭臬,弃《五经大全》而不顾,导致考举人的时候各种脱纲。
现在教导王渊,沈复璁也告诫说:“《五经大全》你须掌握,否则科考难矣。但你若修学问,《大全》皆为妄言,当以《正义》为准绳。”
这就导致王渊学习《礼记》,得看两个不同版本,一个用来考试,一个用来治学。
张教授似乎跟席书关系不错,凑过来问:“如何?”
席书在王渊的卷子上画圈,点头说:“若无意外,当为案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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