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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,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,表上之。”
“太宗见六月四日事(玄武门之变),语多微文,乃谓玄龄曰:昔周公诛管、蔡而周室安,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。朕之所为,义同此类,盖所以安社稷,利万民耳。史官执笔,何烦有隐?宜即改削浮词,直书其事。”
“侍中魏征奏曰:臣闻人主位居尊极,无所忌惮。惟有国史,用为惩恶劝善,书不以实,后嗣何观?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,雅合至公之道。”
魏征都没对此说三道四,反而褒扬唐太宗实事求是的精神!谏臣魏征即使真的畏惧玄武门之干系重大,也绝无可能在这件事上主动溜须拍马。
所以这明明是展现了李世民的胸襟气度,为什么到了某些人嘴里就变成了篡改历史了呢?如果真的篡改历史,他第一个要改的,就是把他看史书的记录给删掉!
而且唐太宗之前看的是大唐国史,不是他私人的起居注!而且说起私人历史,他的确也想看过:
“贞观十三年,褚遂良为谏议大夫,兼知起居注。”
“太宗问曰:卿比知起居,书何等事?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?朕欲见此注记者,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。”
“遂良曰:今之起居,古之左、右史,以记人君言行,善恶毕书,庶几人主不为非法,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。”
“太宗曰:朕有不善,卿必记耶?”
“遂良曰:臣闻守道不如守官,臣职当载笔,何不书之?”黄门侍郎刘洎进曰:“人君有过失,如日月之蚀,人皆见之。设令遂良不记,天下之人皆记之矣。”
“太宗以为然。”
唐太宗:我能看自己的起居注吗?
褚遂良:滚,不能,我还没听说要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。
唐太宗:我有不好的地方你记下来了?
褚遂良:放心吧,全记下来了。
刘洎:放心吧,就算他不记,我们也会记。
唐太宗:……算你们狠。
唐太宗连自己的起居注看都不能看,何来篡改之说?
关于所谓的“篡改历史”,史书上还有这么一段记载:
“至七月八日。又谓遂良曰。尔知起居。记何事善恶。朕今勤行三事。望尔史官不书吾恶。一则远鉴前代败事。以为元龟。二则进用善人。共成政道。三则斥弃群小。不听谗言。吾能守之。终不转也。鹰犬平生所好。今亦罢之。虽有顺时冬狩。不逾旬而返。亦不曾绝域访奇异。远方求珍羞。比日已来。馔无兼味。自非膏雨有年。师行克捷。未尝与公等举杯酒。奏管弦。朕虽每日兢惧。终藉公等匡翊。各宜勉之。”
李世民:宝宝很乖的,知人善任,不听谗言,而且能固守本心。过去喜欢玩玩鹰犬,现在也不玩了,虽然偶尔打猎,但是不超过十天就返回了,也不像汉武帝那厮跑到西域求珍宝,就算是出征打了胜仗,回来也没有饮酒作乐。宝宝战战兢兢,还好有你们这些大臣的辅佐(拍个马屁),你们别在史书上写我坏话了,让我们永远做彼此的天使吧!
李世民篡改过历史吗,最后几年甚至都有点向褚遂良讨饶了,要是真的能修改历史还用得着如此?
而且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点:《旧唐书》是五代时期编撰的,《新唐书》是宋朝编撰的。编者根本不怕唐朝的皇帝
既然今天随便一个人都能“看出”唐太宗“篡改了”历史,那么史料更加丰富的古代,史学大家刘昫、赵莹、宋祁、欧阳修等人全部都看不出来了?还是说他们都是和李世民有亲戚,帮着李世民篡改历史了?
至于说《两唐书》和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说晋阳起兵的事情有出入。
《新唐书》文如下:
高祖留守太原,领晋阳宫监,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,世民阴与寂谋,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。高祖过寂饮酒,酒酣从容,寂具以大事告之,高祖大惊。寂曰:“正为宫人奉公,事发当诛,为此尔。“世民因亦入白其事,高祖初阳不许,欲执世民送官,已而许之,曰:“吾爱汝,岂忍告汝邪?”
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如下:
时皇太子在河东,独有秦王侍侧耳,谓王曰:“隋历将尽,吾家继膺符命,不早起兵者,顾尔兄弟未集耳。今遭羑里之厄,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,不得同受孥戮,家破身亡,为英雄所笑。”王泣而启帝曰:“芒砀山泽,是处容人。请同汉祖,以观时变。”
这看上去很似乎完全相反,关于起兵的提议,《唐书》上说是李世民所谋划的,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说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的。
但是只要稍加冷静的分析,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。因为从《唐书》中可以得出,李世民是个坚定的造反分子,不停的撺掇着李渊造反。
而李渊却是在犹豫不决的,而且在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中记载,他也不是坚定的造反派,他也在犹豫,他也没有提出要造反,而是向李世民解释为什么不起兵:“隋历将尽,吾家继膺符命,不早起兵者,顾尔兄弟未集耳……不得同受孥戮,家破身亡,为英雄所笑。”
那么问题来了,李渊干嘛无缘无故遮遮掩掩的向李世民解释?原因只能是一个,那就是李世民之前就在撺掇他了,只有李世民催他赶紧造反,他才会做出解释。
而那晋阳喝酒让宫女陪睡的闹剧,应该是确实发生的。但其实李世民的这个手法很幼稚,更像是小孩子在耍脾气。造反这么大的事情,你安排老父睡两个宫女就能搞定的?
李渊事后当然是知道李世民用意的,他估计自己都不在意,至于说要拉李世民去见官,完全就是做做样子,吓唬李世民的。果不其然,很快就把李世民放了。
而面对如此激进的儿子,作为一个父亲他自然要安抚:“隋朝气数将尽,天命的确快到我家了,但是我为什么不起兵啊,就是因为顾及你们兄弟都不在啊bababa……”
当时的李世民不到二十岁,年轻气盛容易激动,有些小孩子脾气都是很正常的,也别把李世安排宫女陪睡这件事看的多高明。
经过李渊的一通陈述厉害关系,李世民也明白过来:
(秦)王泣而启帝曰:“芒砀山泽,是处容人。请同汉祖,以观时变。”
所以说这一切并不矛盾,只是彼此都隐去了一些。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不是正史,也不是即时笔记,而是温大雅在贞观初年(或者武德末)完稿的,可以说是回忆录。
其中的很多事情想必也找的当时的资料,不可能说他连李渊李世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能完全记下来。而且温大雅是李渊的旧臣,隐去宫女陪睡这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很正常。毕竟他写书时,还是在李渊的武德年间。
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观点:李建成其实很厉害,都是李世民嫉妒他,把他功劳全删了,正史上的李建成被写的很差,就是因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baba
但是的确如此吗?且不说李世民的手能不能管到正史新旧唐书的修订。
更重要的是,正史上的李建成真的很差劲吗?某些人的观点是,正史被李世民篡改了,把李建成发功劳全抹去,所以正史上的李建成很差劲。
但是,咱们看看《新唐书》中记录的李建成的战功:
“引兵略定西河,从平京师。唐国建,为世子,开府置官属。又迁抚军大将军,为东讨元帅,将万人徇洛阳,授尚书令。”
“诏率将军桑显和击司竹群盗,平之。”
“稽胡刘仚成寇边,诏建成进讨,破之鄠州,斩虏千计,引渠长悉官之,使还招群胡。仚成与它大帅降,建成畏其众,绐欲城州县者,使降胡操筑,阴勒兵杀六千人,仚成奔梁师都。尝循行北边,遇贼四百出降,悉馘其耳纵之。”
“既而黑闼复振,庐江王瑗弃洺州,山东乱。命齐王元吉讨之,有诏降者赦罪,众不信。建成至,获俘皆抚遣之,百姓欣悦。贼惧,夜奔,兵追战。黑闼众犹盛,乃纵囚使相告曰:“褫而甲还乡里,若妻子获者,既已释矣。”众乃散,或缚其渠长降,遂禽黑闼。”
史书上记载的明明白白,何来没有战功?
甚至得益于李世民的胸襟,就连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也在正史中记录的非常清楚,甚至连唐太宗亲自射杀了自己的哥哥这件事情都记录下来了:
俄而突厥寇边,太子荐元吉北讨,欲因其兵作乱。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等劝秦王先图之。
王乃密奏建成等与后宫乱,因曰:“臣无负兄弟,今乃欲杀臣,是为世充、建德复仇。使臣死,虽地下,愧见诸贼。”帝大惊,报曰:“旦日当穷治,而必早参。”
张婕妤驰语建成,乃召元吉谋,曰:“请勒宫甲,托疾不朝。“建成曰:“善,然不共入朝,事何繇知?”迟明,乘马至玄武门,秦王先至,以勇士九人自卫。时帝已召裴寂、萧瑀、陈叔达、封德彝、宇文士及、窦诞、颜师古等入。
建成、元吉至临湖殿,觉变,遽反走,秦王随呼之,元吉引弓欲射,不能彀者三。秦王射建成即死,元吉中矢走,敬德追杀之。
如果李世民真的要改史,何必要让史书记录下自己的罪状?杀害手足兄弟?并且斩草除根连侄儿也不放过,这些事情都明明白白地记录在史书之中。
亦或说,李世民因为得位不正篡改唐初国史,已经是学界的共识,你比陈寅恪、黄永年、李树桐这些前辈学者还NB?欧阳修、宋祈这些宋人掌握得史料丰富,他们对唐初历史的认知就比今人深入?合着我们的现代史学这一百多年都白发展了,陈寅恪、黄永年这些人都是在招摇撞骗呢?后人不断利用人的资料和成果,不断地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,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问题,所以才有学术上的进步,你懂吗?
总之这些人的观点就是,李世民改史是史学界的共识。就这一句话就足以显示出他的无知,因为这从来不是共识。
还举起了陈寅恪、黄永年、李树桐这些民国的史家前辈的观点来反驳,这更可笑了。
且不说这三位前辈的造诣能不能比得上欧阳修等人,就说这些人的观点:因为这三位前辈说李世民改史了,所以李世民就改史了。
迷信专家简直贻笑大方。他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,如果这些大师都是错的,合着我们的现代史学这一百多年都白发展了?
那几位前辈的确是国史大家,但是请想清楚他们的年代,他们出生在上个世纪最动荡的年代,山河破碎,历史资料非常匮乏,肯定没有宋时国家组织修史时的资料多,观点有所偏颇很正常,但是被人迷信实在好笑。
“后人不断利用人的资料和成果,不断地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,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问题,所以才有学术上的进步。”
这句话本身很对,我们现在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,各种史学资料俯身可拾,所以研究之后,对于一百年前的史学大家们的一些错误的观点,也可以进行补充和适当的批评。
我拿的都是史书原文,而“我认为”“前辈学者们认为”云云,这无疑非常的不严谨的。
又说:参与编撰《贞观实录》的许敬宗人品不行,或许会故意曲笔,以迎合一些掌权者。
但是,这和唐太宗篡改历史有什么关系呢?更何况,撰写起居注的是褚遂良,而且唐太宗本人就已经批评了许敬宗撰写实录的曲笔之处!
且史书中又云:“敬播,蒲州河东人也。贞观初,举进士。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、孔颖达修《隋史》,寻授太子校书。史成,迁著作郎,兼修国史。与给事中许敬宗撰《高祖》、《太宗实录》,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,凡四十卷。”
贞观十四年之前的实录不是许敬宗一个人修的,而是和敬播两个人合修的,而且敬播是有良史之称。
“时梁国公房玄龄,深称播有良史之才,曰:陈寿之流也。”
甚至贞观后十年的实录,是敬播独自完成的:
“(敬播)又撰《太宗实录》,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,为二十卷。奏之,赐帛三百段。”
当然人们也可以说,许敬宗也是前期的负责人之一,所以史书还是可能有问题,但是,史书又有记载:
“高宗咸亨四年:三月丙申,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,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。”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唐高宗时期,刘仁轨把国史又修订了一遍,许敬宗撰写的许多不实的地方都修正了。
综上所述,李世民并无任何修改历史之行为,甚至都没有真正看过史书。所谓太宗改史,不过是好事者的无稽之谈罢了。
传者坏,信者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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