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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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昌正在花都夜总会唱《堆积情感》时，我接到了市委值班室的电话，得知老书记袁伯守不幸逝世，市委要求张国昌立即回东州参与治丧委员会工作。</p>

我把噩耗耳语给张国昌时，他立刻不唱了，一脸惊讶地说：“能通，结账吧。”</p>

丁能通不知道为什么张国昌正在兴头上，突然要结账，便试探地问：“老板，出什么事了？”</p>

张国昌表情痛楚地说：“老书记袁伯守去世了。”</p>

丁能通赶紧给各位小姐发了小费，打发走了。林大勇喟然叹道：“老书记可是咱东州的泰山北斗啊！”</p>

张国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老书记是我张国昌的恩人哪。走吧，回酒店。”</p>

回到酒店，张国昌在沙发上抽闷烟，我给他沏了杯茶，他大发感概地说：“雷默，老书记是个好人啊，老人家今年有八十六了吧，很早就参加了革命，打过游击，搞过地下工作，解放后当过东州市保安司令部司令。后来从副市长到清江省委书记兼东州市委第一书记。退休后任中顾委委员，省顾问委员会主任，不容易呀，特别是退休后这么多年，每年都坚持去几趟农村搞调查研究，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，为省市决策提供依据，我和李绍光都是老书记一手提拔的，李绍光殉职了，老书记也走了，我这心里还真是没着没落的。”</p>

老书记的死确实让张国昌很伤感，我觉得让他浮躁的心静一静也好，便关切地说：“张市长，你累了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”说完我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</p>

由于美国没去成，张国昌回东州与出发时形成明显反差，特别低调，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，到机场接站的只有孟丽华和马厚。</p>

一上车，孟丽华就把《东州日报》递给了张国昌：“国昌，老书记的讣告登出来了。”</p>

张国昌接过报纸找了半天才找到，在报纸右下角，有火柴盒大小，他哭笑不得地说：“这讣告也就百儿八十字吧。”</p>

孟丽华也觉得字数太少了，咂了咂舌说：“可不是嘛。”</p>

“张市长，”我插嘴说，“按规定，只有市厅局级以上干部逝世才有资格享受这火柴盒大小的讣告，这叫政治待遇。”</p>

张国昌叹了口气说：“要是这样的话，还不如让老书记安安静静地上路，就像回家一样，不惊动任何人。何苦挤在新闻稿件里凑热闹。”</p>

“张市长，”我苦笑道，“老书记何尝不想安安静静地走，只是老书记生前身不由己，死后也身不由己啊。”</p>

张国昌听了我的话似乎有许多感慨，他扔掉手中的报纸惆怅地说：“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命，岂是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就可以交割清楚的？”</p>

我抖开《东州日报》仔细读了那百儿八十字的讣告，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悲怆。</p>

袁伯守的死震动了东州官场，有的人像失去了什么，有的人却松了一口气。这些年老书记用人格、人品和威望震慑着东州官场的风气，他的去世让东州官场少了一面照妖镜。</p>

这两天，魏正隆为老书记的一份遗嘱难了心。早晨刚上班，他就把常杰和张国昌请到办公室。常杰年轻时是篮球运动员，一米八的大个儿，红脸膛，一副关公长相。</p>

“找你们两个来，是有一件事和你们商量商量。”魏正隆深沉地说。</p>

“是老书记的事吧？”张国昌猜测道。</p>

“正是，”魏正隆酋肯道，“老书记死前留下一份遗嘱，你们俩先看看吧。”</p>

张国昌和常杰看后都吃了一惊。</p>

张国昌诧异地问：“老书记有这么多钱，四五十万呀！”</p>

常杰也惊异地问：“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？”</p>

魏正隆淡淡一笑说：“这笔钱是老书记的同胞弟弟这些年从台湾陆续寄给他的，他竟然一分钱没动。当年为了抗击日寇，老书记参加了八路军，他的弟弟投奔了国民党军队，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，近几年兄弟二人才联系上啊。”</p>

张国昌和常杰听后都唏嘘不已。</p>

魏正隆接着说：“袁伯守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啊。但是，我个人的意见是，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。你们想一想，老书记的一儿一女都下岗了，从小就跟他吃苦，没跟老书记享什么福，目前的生活条件很不好，再说，他老伴儿跟他吃了一辈子苦，身体也不好。我的意见是，象征性地拿出五万元给希望工程，其余的四十万，还是给他老伴儿和儿女留下过日子吧。”</p>

常杰当即表示同意：“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。”</p>

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，也表示同意。</p>

“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，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。”</p>

魏正隆伤感地说：“常杰，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。国昌，你负责布置灵堂，抓紧办吧。”</p>

在卧龙岗革命公墓，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，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。为布置灵堂，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，张国昌不放心，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。</p>

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，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</p>

“大勇，”朱玉林严肃地说，“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，摆错位置了。”</p>